记者周潇枭北京报道7月21日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(下文简称“《决定》”)正式对外发布。

　　《决定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，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。其中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改革。

　　《决定》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出明确要求，具体包括健全预算制度，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，把依托行政权力、政府信用、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；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、社会公平、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，优化税制结构；建立权责清晰、财力协调、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；增加地方自主财力，拓展地方税源，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；适当加强中央事权、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等。

　　为了更好地理解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些重点部署，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杨志勇。

　　(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杨志勇)实施全口径政府预算管理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《决定》围绕健全预算制度、优化税制、完善央地财政关系等，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行部署。整体如何看待这些部署？

　　杨志勇：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总的方向是突出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定位，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相协调，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，并以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。

　　不仅仅是健全预算制度、优化税制、完善央地财政关系，《决定》中很多其他举措也跟财税体制相关，诸如要更大力度地支持科技、教育等，需要财税加大投入力度；规范地方招商引资，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，也需要更规范的财税体制支持。

对嘉定而言，积极打造“远香文化环”，加速推进一批具有“嘉定景、江南韵、未来感”的标志性示范项目落地，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。

　　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改革方案比较全面系统。有些改革举措能比较快地落地，有些还需要经过一些努力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哪些改革是比较好改的？

　　杨志勇：比如，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，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、规模、比例，可以比较快地落地。

　　再比如，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，也可以先改起来。《决定》明确，要把依托行政权力、政府信用、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。地方隐性债务的产生，很多都是依托行政权力、政府信用获得的融资，城投公司举借的债务很多是依靠土地出让收入(国有资源资产)，这些都应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。

　　以前大家讨论地方债务管理的问题，更多从债务风险、金融风险的角度来考虑。现在从预算改革的角度，基于实行全口径政府预算管理、预算要有约束力的角度，能从根本上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管体系。

　　地方隐性债务的产生，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此前没有实行全口径的政府预算管理。现在明确要把依托行政权力、政府信用、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，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工作也能更加顺理成章。推行零基预算改革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这么看来，健全预算制度，其实未来有很多看点。《决定》提到，要深化零基预算改革、加强公共服务绩效管理、完善预算公开和监督制度、完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等，这些举措能带来什么改变？

　　杨志勇：零基预算，是指不考虑过去预算资金分配使用情况，以“零”为基数来编制预算。这个理念非常好，旨在打破既得利益、打破支出固化僵化的局面，推行起来有一定难度。但是，有难度不代表不能推进，可以让部分地方先做起来。

　　实际上，有的地方如安徽省在零基预算改革上已经取得突破，经验需要进一步总结，以更好地深化零基预算改革。

　　全面推行零基预算需要时间，需要其他配套改革，这不仅仅是财政问题，还牵涉政府治理和国家治理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，可以为深化零基预算提供更有力的支持。

　　加强预算公共服务绩效管理，当前已经在做了。绩效管理，是投入和产出的问题，就是对公共服务进行评价。企业绩效看利润、股价等指标就行，但是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要相对复杂些，不同公共服务的绩效目标存在不同，需要先明确绩效目标。现实中有些地方建立了指标体系，引入第三方机构的评价，进行区域间的绩效横向比较，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。对公共服务进行绩效评价，要确保评价结果是客观的、合理的，还要让这些评价结果真正发挥作用。

　　预算公开是很好的办法，有些数据公开后，就会有更多人包括社会舆论参与监督。正常而言，只要不涉密，预算信息都应该公开透明，这有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。

　　权责发生制，是指以权利和责任的发生，来确定收入和支出的归属，对应的是现收现付制。权责发生制在企业记账上应用广泛，在政府推行有一定难度，但这是方向。比如，今年收到的一笔收入，其实是去年的行为带来的，按权责发生制这笔收入应该记在去年，而现收现付制则会记为今年的收入。如果按现收现付制，可能今年什么事都没干，但却取得了去年那笔收入，这笔钱会掩盖今年的绩效效率。权责发生制的理念便于进行绩效评价，这与公共部门改革有着密切关系。规范税收优惠政策，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、社会公平、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，这是出于什么考虑？

　　杨志勇：税收首要目的是筹集财政收入，然后才是平衡好效率和公平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，高质量发展对应的指标比较丰富，包括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、兼顾效率和公平等，税收制度也应该顺应这样的趋势，要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效益提升、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构建等，同时要兼顾社会公平、促进环境保护等。

　　具体而言，包括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，规范税收优惠政策，完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机制等。税收法定，是现代税收制度的应有之义。规范税收优惠政策，意味着对于不同经营主体和市场主体应该一视同仁，这样有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，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。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支持，比如科技创新、绿色转型等要加大税收支持力度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《决定》明确，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，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。但是，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表示，给予政策优惠是他们招商引资很重要的工具。要如何解决这些矛盾？

　　杨志勇：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，未来应该进一步规范，这样有助于统一市场的构建。地方政府可做的事很多，可以优化营商环境、提供更高效的公共服务、完善当地基础设施配套等，以此来促进重点产业的集聚。非劳动所得个税税负会更合理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《决定》指出，健全直接税体系，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，规范经营所得、资本所得、财产所得税收政策，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。这是否意味着，直接税改革重点放在个税上？

　　杨志勇：健全直接税体系，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。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是很重要的举措。

　　2018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修订，推动个税改革从原来的“分类”征收转变为“综合和分类相结合”，并于2019年实施。2019年首先将四项劳动性所得综合征税，这四项劳动性收入包括工资薪金、劳务报酬、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。

　　目前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仍有完善的空间，未来可以将更多劳动性所得纳入统一的税率规则，而非劳动所得的经营所得、资本所得、财产所得，这些所得的税负分布要更加合理化，因为目前劳动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要高于非劳动所得的税率。为有效降低生育、养育、教育成本，未来要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，这是为了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深化税收征管改革，主要考虑什么因素？

　　杨志勇：税收征管是税收制度的有机组成。税收征管首先要保障纳税公平、税收公平，避免实际税负和名义税负相差太大，避免不同地区实际税负存在较大差异。税收征管是有成本的，随着科技进步，未来怎么提高纳税服务效率、降低征管成本，都是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关键所在。增加地方自主财力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在优化央地财政关系方面，适当加强中央事权、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。同时，增加地方自主财力，拓展地方税源，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。未来可能会有哪些变化？

　　杨志勇：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应用，有些事权上收到中央，更具有规模经济效应，有助于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。

　　增加地方自主财力，有几个方向都可以考虑。

　　一是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，建议统筹考虑消费税的整体改革。

　　二是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。这三个地方税或者附加费都是地方收入，征收对象均为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纳税者，且其计税依据均为纳税者缴纳的“增值税和消费税税额”，各地征收标准存在一定差异，地方有一定灵活空间。由于这三个地方税或附加费，其征收来源和计税基础有同一性，未来可以考虑将其合并为地方附加税，授予地方一定幅度内灵活设置税率的权限，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地方收入。

　　三是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。必须要承认地方收入现在主要来自共享税可靠的杠杆交易，未来如果适当提高地方分享比例，地方相应地可以获得更充分的税收收入。